安宁说:“他开始报复那个时代了。”
“第二条。”
“民国二十九年,重庆《新华日报》一则简讯。”
大轰炸期间,城防指挥部在清理防空洞废墟时发现了一间被土埋住门的小房间,里面七个坛子,坛子里泡的是婴儿尸体。
身上裹着黄纸符,符上的字是冷字开头的咒文。
指挥部以邪教余孽结案,坛子就地销毁了。
“第三条呢?”安宁问。
温岑的手搁在膝盖上,拇指和食指捏着胶布的空壳来回翻了两圈,放下了。
“第三条不是报纸,是一封信。”
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几下,把屏幕递到安宁面前。照片拍的是一封毛笔字的旧信,纸已经发黄发脆,字迹工整得像写请帖。
我在城建档案中心的废弃文件堆里翻到的,夹在红星路七号院地契副本中间。
信写给茶园新区居委会主任,落款是冷,没有全名。
“日期1952年腊月。”
温岑念的时候语速放得很慢。
主任同志:我在红星路住了两年,承蒙街坊照看。
近来身体有恙,恐不久于人世。
我有一事相托。
我院后墙下埋有坛子若干,里面装的是我家乡带来的……
他停了一拍。
“写的是家乡带来的骨殖。”
这些孩子都是战乱中没了爹妈的,我替他们收了骨头带在身边,想找块好地方葬了。
一直没找到。
如今工厂要在附近建,我怕施工挖到,特此说明,请妥善处理。
腊月初八。
安宁挑了挑眉:“这封信从来没送出去过,对吧。”
夹在地契里,信封都没封口。
温岑把手机收回口袋。
1953年春天,红星机械厂奠基,挖地基挖出了那批骨头。
“没有人见过这封信。”
坛子还在,骨头被铲车推到坑底,上面浇了混凝土。
安宁闭了一会儿眼。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说自己快死了。”
她说:“蓄婴术的反噬到了,五脏应该已经开始烂了。”
一个十几岁学会养鬼的孩子,到1952年已经养了二十五年,差不多就是他爹烂透的年份。
安宁撑了撑下巴,看着温岑:“可他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