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性格坚忍性格战胜困难（第3页）

如果孙膑和范雎遇事不能伸屈也许早就没命了，也就无从说起日后功成名就与报仇雪恨。不过孙膑和范雎的忍与勾践的忍比较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三个人都是一个忍字为谋，无谋即无忍。谋之必要，忍亦不可避免。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导致失败的根源，它表现了人的器量窄小。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忍得住，所以忍就是要有一种宽大的胸襟与器量。它以退为进，并以此预示后来的成败，这也就成了弱者与强者的一种区别了。所以忍也绝不意味着只咽气不吐出来。所谓吐出来，如越王勾践等那样，是一种吐法。当然，平常人们忍一时之气，则常常要时间和事实来作回答，这也是一种吐法。总之，要做到忍得下，看得透，就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可以讲讲曹操对祢衡的态度，这故事叫“击鼓骂曹”。祢衡骂曹操，以及他所有对曹操的作法，乃至对东汉末年各地军阀的看法，有他的道理，其人品、才能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但曹操面对祢衡放肆的羞辱，为了顾全大局，把所有受到的侮辱都咽下去了，也确实表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

当时的情景，两人较劲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曹操请祢衡，实际想让他做个军务秘书长，动机挺好。但请人家来曹操不请人家坐，就伤害了祢衡。接着祢衡就挖苦曹操手下无能人，并自夸才能。曹操大权在握，就要祢衡给他击鼓，以此羞辱祢衡，祢衡也不拒绝。击鼓应换新衣，按规定仪式进行，可祢衡只穿随身衣服。尽管这样，祢衡到底是才子，他击了一曲《渔阳三》，让在座的人感动得掉泪。曹操手下的人坚持要祢衡换衣，祢衡却干脆**击鼓，以此辱骂曹操是国贼。

此时一片喊杀声，但曹操很冷静，他容忍了祢衡，他不能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祢衡，背上忌才害贤的罪名，使天下人才对他望而却步。如果说这时曹操明智，倒不如说他度量大更难得。他给祢衡派了一个差，去劝说荆州刘表前来投降，并派他手下重要谋士荀或给祢衡送行。这一系列的事情曹操都作得很好。

事实上，无论何种人物为人做事胸襟宽阔都是必要的，所谓容人无量。而对于领袖人物尤其如此。由此，也可以得到一种结论：成大事者尤其要忍。

面对困难一定要挺得住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

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痒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

对此他谈笑自若，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苦。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苦，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

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年）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年）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终于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炼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虽然头脑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曾多次教导他。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同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军律不可骚扰；二日奏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的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他还举江忠源提议办水师，胡林翼建议围攻安庆，自己办水师一败靖港、再败湖口等许多事例，说明只有坚持挺住，事情才能成功。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坚挺面对四面压力

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曾国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

曾国藩所练的湘勇就是后来的湘军，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就是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在眼里，更别说朝廷了。湘勇屡屡受到歧视，曾国藩初办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

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训练湘勇。城中的绿营兵副将清德见塔齐布终日练兵，大为不满，他拿出武官不应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说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曾国藩对清德之举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勇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均无权过问。于是，咸丰三年（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治军松弛，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他又奏荐塔齐布为中军参将。曾国藩的扬勇抑兵之举，引起绿营兵长沙提督鲍起豹与绿营官兵的极大怨怍，他们要伺机报复。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严重殴斗，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举攻击曾国藩的勇营。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

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

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是在曾国藩出山后不久，接替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的，他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想教训他一下，所以一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

事后，谣言四起，说曾国藩是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曾国藩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剿匪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不与之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外，还有来自咸丰皇帝的不信任。有人曾向咸丰帝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曾国藩以一介“匹夫”，却能“居闾里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说明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会不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呢？这正是咸丰皇帝“默然变色者久之”的原因所在。

总之，曾国藩出山兴办团练之初，不但要对抗他的敌人太平军，还要面对来自皇帝、湖南地方官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压力，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里咽。

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