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立志品格自励志在千里（第4页）

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岱云家运不幸。这一年夏天，他在京患病达40多天，至年底刚好时，他的夫人易氏又得了重病，仅10多天即病故了。陈岱云因曾在新婚之夜，红蜡灯花被喜爆所灭，易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不幸，但愿我自己受到惩罚！”故内心极为愧疚，悲伤已极。

曾国藩对他深表同情，曾作《岱云同年丧妻为此诗譬之》相劝。并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信中说：“陈岱云之贤配于正月初八日仙逝。去年岱云病时，曾经割臂疗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除夕得气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参，初八日长逝。岱云哀伤异常，男代为打理一切。二十三日开吊，男赠银十六两。陈宅共收赠银三百二十余两。”

陈岱云自妻去世后，“光景最苦”。但仍不改欲有所作为之志。因准备考差，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接妾到京，将他的小儿子从曾国藩家接回自养。同年十一月他虽被放官，但不甚满意。曾国藩于第二年正月初三日《禀父母》信中说：

二十四日，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云年仅三十二岁，而以翰林出为太守，亦近来所仅见者。人皆代他庆幸，而他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得外差，固为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读书养望，不染尘壤。岱云虽已得郡为荣，仍以失去玉堂为悔。自放官后，摒挡月余，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

出京时，曾国藩作《送陈岱云出守吉安》一首相赠。诗中说陈岱云“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后来陈岱云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家中又经历了母亲和另一位夫人去世的大变故，但仍然成为一个“耿芥忠荩之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自安庆北上，进军庐州，陈岱云随江忠源率军前往防守，于是年十二月在庐州战死。曾国藩吊陈岱云亲家之联云：“众口铄坚金。谁知烈士丹心苦？大江漾明月，长照忠臣白骨寒。”

因此，在人生的征途上，有了志向，确实能把自己引向另一个“自我”，实现人生“金丹换骨”的一种升华。

志不立，无大事可成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态度上也颇能反映他“有定志”的立场。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骛的做法，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根基。

1。志守一井，力求及泉

曾国藩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正是这种“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致学途径，曾国藩才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2。以范仲淹为榜样

曾国藩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

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问僧舍去学习。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一锅稀粥，等第二天粥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份，自己每天早晚各吃两份。没有菜，他就挖来一些野菜，用盐水腌了就饭吃。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来看他，见范仲淹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十分感动。回到家后，这位同学把见到的一切说给父亲听。他父亲立刻派人给范仲淹送来好酒好肉。可是，过了几天，当这位同学再次来看范仲淹时，吃惊地发现他父亲送给范仲淹的酒肉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好吃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这里，好酒好肉显然对范仲淹构成了巨大**，而对好酒好肉的需求也是他的本能需求和欲望，但是范仲淹的“超我”战胜了自已本能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让他们宣泄出来。因此，范仲淹的志向也就没有受到动摇甚至改变。

3。一生不渝本志

影响人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也是人格的一种缺陷。

一般说来，人的志向和理想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虽然人有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修正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大方向和大目标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明天又给自己确定另一个理想，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的人最终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这样的人虽然立志，但是志不坚。

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才在很大程度上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内外兼修，誓做内圣外王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

1。母亲的刚猛气质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

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他的头上除了“一品侯”的头衔之外，还有“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的光阴短暂即逝。所以孔子望着东逝的流水，大发感慨，这都是有志向的人才会如此的。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近代大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临终前还谦虚地对子女们说：“我成就如此之小，就是立志不坚定，所从事的事情太多啊！”与此相比，曾国藩另有一番认识。他说：

我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在家，常怕病死家中，违背了我的初志，失信于世人；重新复出，意志更加坚定；此次若有不测，毫无牵恋。

几个月来，实在是接待应付不过来，危险一个接一个，而洋人又横冲直撞在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地出入，并且有来祁门的说法。看送种情形，今年要支持下去万分困难。然而，我自从咸丰三年冬天以来，早已经准备以身殉国，愿意战死战场，不愿死在书窗之下，这本来是我一直以来就有的志向。近年在军营办事，全心全力，没有一点惭愧，死了也可以闭眼，没有一点后悔和遗憾。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深深地为自己“本志”“中间变化”而“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一鸣而不同凡响的“孤凤”，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已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